一、欧阳询的生平

　　欧阳询（557-641），字信本，谭州临湘（今湖南省长沙市）人。他呱呱坠地时，南北的分裂对峙进入尾声阶段，南方的最后一个政权陈朝在一片厮杀声中拉开了开国的帷幕。他的祖父在这个新政权中地位显赫，曾拥有大司空这种位极人臣的殊荣。他的父亲是广州（治今广东省广州市）刺史，以谋反罪被杀掉。他本来会牵连受处分，因躲藏起来而幸免。尚书令江总是其父的至交，悄悄地收养下这个故人的孩子，教他读书、算数。这个孩子其貌不扬。据《本事诗》记载，他年老时消瘦有加，曾被同僚戏谑为："耸膊成山字，埋肩畏出头。谁言麟阁上，画此一弥猴。"然而他聪敏绝伦，读书能一目数行，很快便博通经史。

　　欧阳询33岁这年，隋朝灭掉陈朝，统一全国。他从此有了出头之日，北上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当过太常博士、学士。《史通通释》卷12《古今正史》说隋炀帝诏令左仆射杨素重修《魏书》，他曾参加编撰，旋因杨素去世而搁浅。地方军政长官李渊和他结交，引为幕府宾客。

　　武德元年（618）唐朝建立，欧阳询已是62岁的老人。唐高祖李渊很器重他，多次提拔，位至给事中。武德五年（622），高祖诏令编纂《艺文类聚》，命他担任主编，参与工作者有秘书丞令狐德棻、侍中陈叔达、太子詹事裴矩、詹事府主簿赵弘智、齐王府文学袁朗等十多人。武德七年九月十七日（624.11.3），书成奏上，高祖赐帛200段。贞观元年（627），唐太宗任命他为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

　　欧阳询还是唐初杰出的书法家，他虽从师法王羲之入手，却不囿于一家，而能转益多师。一次，他在途中见到一方索靖书写的古碑，停马观摩半晌，刚离开又返回，站着看，坐着看，以至于在碑旁睡了三宿，才算玩味过了瘾。由于勤学苦练、刻苦创新，他的书法笔力险劲，形成独特的风格。当时，人们争相得其尺牍文字，请他书写墓志。邻国高丽曾遣使购其墨宝。直至今日，欧体楷书依然是人们临摹的范本。

欧阳询练习书法最初仿效王羲之，后独辟蹊径自成一家。尤其是他的正楷骨气劲峭，法度严整，被后代书家奉为圭臬，以“欧体”之称传世。唐代书法品评著作《书断》称：“询八体尽能，笔力劲险。篆体尤精，飞白冠绝，峻于古人，扰龙蛇战斗之象，云雾轻笼之势，几旋雷激，操举若神。真行之书，出于太令，别成一体，森森焉若武库矛戟，风神严于智永，润色寡于虞世南。其草书迭荡流通，视之二王，可为动色；然惊其跳骏，不避危险，伤于清之致。”宋《宣和书谱》誉其正楷为“翰墨之冠”。据史书记载，欧阳询的形貌很丑陋，但他的书法却誉满天下，人们都争着想得到他亲笔书写的尺犊文字，一旦得到就视作圭宝，作为自己习字的范本。唐武德（618－624）年间，高丽（位于今朝鲜半岛朝鲜境内）特地派使者来长安求取欧阳询的书法。唐高祖李渊感叹地说：“没想到欧阳询的名声竟大到连远方的夷狄都知道。他们看到欧阳询的笔迹，一定以为他是位形貌魁梧的人物吧。”

欧阳询以80多岁的高龄于贞观（626-649）年间逝世，身后传世的墨迹有《卜商帖》、《张翰帖》等，碑刻有《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等，都堪称书法艺术的瑰宝。后人将他与唐初的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合称为“初唐四大书家”。欧阳询不仅是一代书法大家，而且是一位书法理论家，他在长期的书法实践中总结出练书习字的八法，即：“如高峰之坠石、 如长空之新月、如千里之阵云、如万岁之枯藤、如劲松倒折、如落挂之石崖、如万钧之弩发、如利剑断犀角、如一波之过笔”。欧阳询所撰《传授诀》、《用笔论》、《八诀》、《三十六法》等都是他自己学书的经验总结，比较具体地总结了书法用笔、结体、章法等书法形式技巧和美学要求，是我国书法理论的珍贵遗产。

　　欧阳询85岁时逝世，时为贞观十五年。

　　二、《艺文类聚》的编纂主导思想

　　《艺文类聚》是一部大型类书，供人们对于浩瀚文献窥一斑而见全豹，以及写作骈体文时查引典故词汇。类书始于曹魏文帝时期的《皇览》，已佚，现存最早的两部是隋唐之际先后成书的《北堂书钞》和《艺文类聚》，后代续有编修。所谓类书，是将文献资料按类别分解、编排的工具书，和现代的百科全书有某些相似之处。为类书的这种性质和目的所限制，编纂者对资料只能拣择、摘抄，不能歪曲篡改，对内容只能视读者所需而提供，不能凭主观爱恶妄加损益。尽管如此，类书采用什么样的体系，材料怎样取舍，依然体现出编纂者的主导思想。

　　欧阳询在《艺文类聚序》中说："九流百氏，为说不同"，"欲摘其菁华，采其指事"。由他率领一批儒士编纂《艺文类聚》，主导思想到底是九流百氏中的哪一家，可从全书的门类次序和内容取舍揭其底蕴。

　　现在流传的《艺文类聚》，其中内容有很多后人添加篡改的成分，例如卷4《正月十五日》条，引有苏味道、崔液的诗，是欧阳询去世60多年后的文献。今本《艺文类聚》虽然不是欧阳询的原始本子，但应该保留着原书的基本结构框架，因而在原书已经无从寻觅的情况下，只能依据今本来研究欧阳询和《艺文类聚》。今本《艺文类聚》共100卷，百馀万字，分为46部，每部又细分为若干子目，共有727目之多。这46部的顺序是：天、岁时、地、州、郡、山、水、符命、帝王、后妃、储宫、人、礼、乐、职官、封爵、治政、刑法、杂文、武、军器、居处、产业、衣冠、仪饰、服饰、舟车、食物、杂器物、巧艺、方术、内典、灵异、火、药香草、宝玉、百谷、布帛、果、木、鸟、兽、鳞介、虫豸、祥瑞、灾异。这样编排，体现了儒家对于天人关系、等级制度，以及礼乐与刑法、入世与方外、正统与异端等等关系的主张。

　　《艺文类聚》首举《天部》，由全书开宗明义。对于天的认识，这时除了中国固有说法以外，还有佛教更加细密的说法。佛教的三界六道说认为有欲界六天、色界十七天和无色界四天。欲界六天由低向上依次是四天王天、忉利天、夜摩天、兜率天、乐变化天、他化自在天。欲界之上是色界，依据禅定程度分为十七层梵天。具体是：初禅三天，即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接着是二禅三天，即少光天、无量光天、极光净天；再接着是三禅三天，即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最后是四禅八天，即无云天、福生天、广果天、无烦天、无热天、善现天、善见天、色究竟天。色界之上是无色界，其四天是空无边天、识无边天、无所有天、非想非非想天。对于佛教，《艺文类聚》除了辟出两卷篇幅，以《内典部》的题目做出较为详细的专题介绍，还在部分卷中有零星的涉及。但在卷1《天部·天》中，编纂者根本不提佛教说法。

　　《天部·天》一开始引用的是《周易》的三则文字。其一云："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其二云："立天之道，曰阴与阳。"其三云："天行健。"接着引用的资料有《尚书》的说法："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肃将天威。"有《春秋繁露》的说法："天有十端，天、地、阴、阳、水、土、金、木、火、人，凡十端。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有《广雅》的说法："太初，气之始也，清浊未分。太始，形之始也，清者为精，浊者为形。太素，质之始也，已有素朴而未散也。二气相接，剖判分离，轻清者为天。"这些说法涉及宇宙的形成，时间和空间，万物、生命及人类的出现，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由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人们根据当时的科学水平，不断地加以探讨。20世纪上半叶，英国学者赫·乔·韦尔斯（H. G. Wells）出版了专著《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The Outline of History，A Plain History of Life and Mankind）。1982年10月，人民出版社印行了由吴文藻、谢冰心、费孝通等八人合译的中文本。该书一开始考察的也是这些问题，和中国古代的思路并无二致，所不同者仅仅在于依据近代科学各门类的知识而做出解释。假若不顾及时代条件，苛责1300年前的欧阳询等人，以及年代更为遥远的文献，是在散布唯心主义，宣扬唯心史观，那就会忽略在东方古典式的认识和表达中所包含的合理内核和闪光成分。

　　《艺文类聚》的编纂，尽管以弘扬儒家思想为务，却不排斥其它说法。《天部·天》中罗列的有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的道家说法，还引了《蜀志》的一则故事，说：孙吴使者张温来蜀汉聘问，问秦密："天有头乎？"秦密回答："有之。"张温问道："在何方？"秦密答道："《诗》云：'乃眷西顾'。以此推之，头在西方。"张温再问："天有耳乎？"秦密答道："天处高而听卑。《诗》云：'鹤鸣九皋，声闻于天。'若其无耳，何以听之？"张温又问："天有足乎？"秦密答道："《诗》云：'天步艰难'。若其无足，何以步之？"张温继续问："天有姓乎？"秦密答道："姓刘。"张温追问："何以然？"秦密以蜀汉政权的天子姓刘为理由，回答说："其子姓刘，以此知之。"《天部·日》又引《列子》中的一则故事，说：孔子东游，途中见两个小儿争辩不休，就问其缘由。一儿说："我以日始出去人近，日中时远也。"另一儿说："我以为日初出时远，而日中时近。"前儿陈述其理由是："日初出，大如车盖，及其中，才如盆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后儿陈述其理由是："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孔子不能裁定谁是谁非。二小儿笑道："孰谓汝多知乎？"这两则资料，前者以诙谐的基调冲淡了天的神圣感，后者揶揄了儒家的圣人。然而由于《艺文类聚》是在首先正面揭示儒家学说的前提下罗列其它说法的，因而不可能动摇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反而体现出儒家那种多闻阙疑、求同存异的风格。

　　《艺文类聚》在内容的取舍方面，体现出追求真善美的强烈倾向，很注意采集正面材料，摈弃反面材料。《帝王部》只辑录历代贤明的和正常的君主，对于历来认为是荒淫残暴、祸国殃民和篡权夺位的统治者，如夏桀、商纣王、秦始皇、秦二世、王莽、陈后主、隋炀帝等等，一概不予介绍。《人部》列有《美妇人》、《贤妇人》二目，排除了对丑妇人、恶妇人的介绍。《人部》列有《圣》、《贤》、《忠》、《孝》、《德》、《让》、《智》、《友悌》、《公平》、《品藻》、《质文》、《鉴诫》、《讽》、《谏》等目，极尽劝善之能事；其后以很小的篇幅列出《妒》、《淫》二目（也算是对妇女恶劣行为的介绍），辅之以诫恶。《艺文类聚》如此苦心孤诣，正是儒家重视教化、重视书籍的潜移默化功能的反映。

　　三、《艺文类聚》的编纂方法

　　关于《艺文类聚》的编纂方法，欧阳询在序文中归纳为："前辈缀集，各杼其意。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上海古籍出版社《艺文类聚》排印本1965年《前言》标点为：'《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殆误，说详下）。文义既殊，寻检难一。"于是"撰其事且文。弃其浮杂，删其冗长，金箱玉印，比类相从。……其有事出于文者，便不破之为事。故事居其前，文列于后。"分析起来，这有四个方面的含义。

　　其一，创立事文合璧的类书体例。欧阳询认为前人编辑书籍，各有构思。类书《皇览》博采（即所谓"遍略"）众书，但只是摘引其中的叙事部分，分门别类加以排比，与之相关的大量诗文不予涉猎。萧梁昭明太子编选文学总集《文选》，按照文体区分选录（即所谓"流别"）大量先秦以来的诗文，至于经、史、诸子，则认为以立意纪事为本，不属于纯粹的文学作品，故而排除在外。这两种类型的书籍，内容有交叉类似的成分，如需一并参考，寻检起来十分麻烦。因此，编纂类书《艺文类聚》，应创立叙事、诗文合璧的新型体制，俾使双向互补，彼此发明，便于读者学习、利用。

　　其二，规定事前文后的编排次序。在欧阳询看来，叙事和诗文在类书中的地位有别，不能等量齐观。叙事部分是有关门类的主体，负荷着叙述、阐释和譬喻的责任，因而是经、是纲，应置于各门类的前面。诗文则是围绕着叙事而展开的描绘铺陈，因而是纬、是目，应放在各门类的后面。所以这样做，还由于叙事单一，各部目一律；而诗文种类繁多，各部目排列时或有或无，或前或后。至于诗文中包含着故事，便不予割裂为叙事，直接断入诗文中。这样排列，每个门类的文字一开始便非常醒豁，并逐渐地显出层次。

　　其三，沿袭比类相从的编纂手法。按照部目的体例分门别类地排比资料，是类书的共性，欧阳询无意突破。这种编纂手法，把每一种完整的文献分解为片段零句，按照相关的内容重新组合，形成板块结构，体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这样编排，便于读者定向查阅，会通众家，集中玩味，类比联想。

　　其四，坚持弃杂取精的摘录标准。要把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汇集为一书，编纂者不可能一字不落地照搬原著，这便涉及文字处理问题。欧阳询认为应"弃其浮杂，删其冗长"，即在不改变作品原意的前提下，截取其中的核心文字。这样做，可精简篇幅，突出主题，节省读者的时间。

　　《艺文类聚》是如何体现这些编纂方法的，只要翻检一下该书的任何部目都可明白，这里无须赘述，只就容易致误的地方做出阐明。

　　叙事部分引用了多种经史子集，其中包括应该划入诗文的诗赋等等，细加体会，可以揣摩出个中道理。比如：《诗经》属于儒家经典，被认为有微言大义，在春秋列国的政治、外交活动中常被引用；《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认为其作者皆是"贤圣"。因此，《艺文类聚》将《诗经》句子堂而皇之地归入叙事，不与一般人的诗句并列于诗文。再如辞赋，"《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出自署名宋玉的《对楚王问》；"飘颻兮若流风之回雪"，出自曹植的《洛神赋》。从题目来看，它们都不是专门或直接描写雪的文学作品，因而被《艺文类聚》列入《天部·雪》的叙事中。而列入该目诗文的五则赋，都是名实相副的文学作品，题为《雪赋》、《杂言咏雪》。

　　叙事单一，将相关资料按时代顺序或重要程度排比起来即可。诗文涉及的种类很多，《艺文类聚》按照文体或标题作了详细的分类。书中先后出现过的有：诗、赋、赞、表、颂、铭、令、序、书、祭文、启、论、箴、吟、碑、歌、文、叙、典引、述、诔、策文、章、哀策文、议、谥策、敕、笺、诏、行状、教、墓志、诫、说、解、疏、训、诰、答客难、叹、哀辞、志、讥、吊、乐府古诗、传、奏、难、书奏、檄文、移文、引、咏、移、戒、势、弈旨、弈势、寺碑、放生碑、众食碑、檄、讴、状，等等。《艺文类聚》这样分类标举，显得过于细密杂乱，可能出于众手，标准掌握不准确所致。但对于读者按图索骥，全面了解知识，还是有很多方便的。

　　《艺文类聚》如此编纂，受到人们的称赞，《四库全书总目》卷135评价为："于诸类书中，体例最善。"

　　四、《艺文类聚》的得失

　　《艺文类聚》存在着一些缺点。《四库全书总目》卷135概括道："其中门目，颇有繁简失宜，分合未当。如山水部五岳存三，四渎阙一；帝王部三国不录蜀汉，北朝惟戴高齐；储宫部公主附太子，而诸王别入职官；杂文部附纸、笔、砚，而武部外又别出刀、匕首等为军器一门。道路宜入地部，坛宜入礼部，而列之居处。针宜入器物，钱宜入宝玉，而列之产业。案、几、杖、扇、麈尾、如意之类宜入器物，而列之服饰。疾病宜入人部，而列之方术；梦、魂魄亦宜入人部，而列之灵异。以及茱萸、黄连入木部，芙蓉、菱、藤入草部；鸿之外又别出雁，蚌之外又别出蛤，鹤之外别出黄鹤，马之外别出騊駼，如斯之类，皆不免丛脞少绪。"这一段批评大部分有相当的道理，但前面几句需要打点折扣。

　　《艺文类聚》从书名可以顾名思义，只是要以类相从，把文献资料中的相关说法排比在一起，勒为一书。这和编撰《山岳总汇》、《河流大全》总该有所区别，不能要求面面俱到。《艺文类聚》卷7《山部》，五岳中列《嵩高山》、《华山》、《衡山》为目，未收泰山、恒山，乍看起来，似乎是重大遗漏，但卷39《礼部中·封禅》罗列了泰山的不少资料。卷8《水部上》四渎中列《河水》、《江水》、《淮水》为目，未收济水，但卷9《水部下》列《四渎》为目，有云："《博物志》曰：'四渎，济出王屋山。'其江、河、淮所出，已具别卷。"不难看出，这是以参见的方式在节省篇幅。至于帝王，入选条件上文已做发微，蜀汉阿斗，北周宣帝、静帝，岂是达到标准的人物？

　　《四库全书总目》该条还说：《野客丛书》挑剔《艺文类聚》误读《汉书》"长陵一抔土"句，而收入《杯门》。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排印出版《艺文类聚》，其《前言》谈及该问题，说法最为通达。指出：在《艺文类聚》问世的时代，颜师古注《汉书·张释之传》"长陵"句，曾披露："今学者读抔为杯勺之杯，非也，杯非盛土之物也。"说明当时这一现象很普遍，"是一个'考之未真'的错误"。另外，"尘"是现今的简化字，原体写法是"塵"，与"麈"相似。上海本1981年《重印说明》又指出：今本《山海经》皆作"黑山之南有玄蛇，食麈"。麈，"鹿属动物"。"涉形致误，入于地部尘篇，显然是编录时的错误。"这些都是《艺文类聚》存在错误的具体例子。

　　《艺文类聚》的繁简不当问题，在某些部目显得较为突出。《人部·别》分为卷29和卷30两卷，不过介绍一下"分别"这一极寻常的社会现象而已，却堆砌了很多资料，似乎比国事大典还隆重。《内典部》由卷76《内典》和卷77《寺碑》二目构成，叙事部分太简，对于佛教知识挂一漏万，诗文部分太繁，无异于叠床架屋。

　　然而把上述缺点同优点相比，缺点所占比重极小，可以说是瑕不掩瑜。因此，《艺文类聚》是一部极有用的书。

　　首先，它可用于古籍的校勘和辑佚。上海本1965年《前言》指出：据北京大学研究所1923年统计，《艺文类聚》引书多达1431种。这些古籍十之八九今已不存，现存者与所引唐前古本文字有异。因此，《艺文类聚》为校勘、辑佚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远在宋代，周必大、彭叔夏校《文苑英华》，就已利用本书。至清代的校勘、辑佚学者治理先秦、两汉迄南北朝的古籍，就更广泛地运用这部类书而多能深切理解其价值。"

　　其次，它可为求知、鉴赏和缀文提供资料。欧阳询序文称："俾夫览者易为工，作者资其用。"可见《艺文类聚》的编纂目的，在于为读者便捷地提供历史文化知识，为作者创作骈文诗赋提供典故辞藻。该书受到朝野重视，流传不衰，说明适应了人们的需要。在欧阳询所说目的之外，该书还可起到提供文学鉴赏资料的作用。该书的主要部分是各种文体的文学作品，分门别类加以摘录排比，称之为《文学描写辞典》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类编》，亦无不可。对于读者来说，既可以尝鼎一脔的方式领略一位作家的风格，又可就同一主题遍览众多作品，收到鉴赏、比较的功效。

　　复次，它可用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艺文类聚》的46部727目，林林总总，形形色色，举凡宇宙星象，时令物候，山川大地，果木花草，百谷药材，牛鬼蛇神，飞禽走兽，鳞介虫豸，礼乐刑法，职官封爵，纲常伦理，典籍杂文，君王后妃，庶民僧道，生老病死，喜怒哀乐，婚丧嫁娶，衣食住行，都已囊括无遗。对这些现象进行研究，可以全方位地展现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面貌。如果说《艺文类聚》中的天文、历法、地理、职官、帝王、礼乐、刑法等内容，比起某些文献来说，还不够原始和集中，那么，书中大量的其它资料却可以称得上弥足珍贵。要研究古代的节日、习俗、民风、建筑、器物、服饰、食品、果木、鸟兽、水族、昆虫，都能从该书获得大量的资料和线索。甚至有的不经意的只言片语，会作为旁证使某个问题迎刃而解。例如：有人认为龙门石窟卢舍那佛雕像的造型，系依据武则天的真容。要纠正这个说法，须从造像当时和前代寻找证据。佛座侧唐玄宗开元十年（722）敕令镌刻的《河洛上都龙门山之阳大卢舍那像龛记》说：这尊雕像由唐高宗主持营造，皇后武则天于咸亨三年（672）四月一日以脂粉钱二万贯赞助，上元二年（675）十二月三十日完工。调露元年（679）八月十五日，敕令于大像南兴建大奉先寺，次年正月十五日，高宗书写寺额。龛记还说："实赖我皇，图兹丽质，相好希有，鸿颜无匹，大慈大悲，如月如日。"龛记明确指出卢舍那佛的面部造型为人间希有无匹，追求的是日月般圣洁、慈悲的理想化状态。这一点的旁证有唐初僧人法琳《辩正论》中佛的"妙质"是"日轮月轮之殊"的说法，再有就是《艺文类聚》卷77引北魏温子昇《大觉寺碑》中佛"颜如满月"的说法。

　　以上是以《艺文类聚》的"有"来研究课题，还可以其"无"来从事研究。例如：牡丹尽管以其根皮为药物被古代医家利用过，但作为观赏花卉被社会普遍认识，唐宋人大抵都认为这是唐代的事。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19说："牡丹，前史中无说处。……检隋朝《种植法》七十卷中，初不记牡丹，则知隋朝花药中所无也。"南宋人郑樵《通志》卷75说："牡丹晚出，唐始有闻。"唐代总称为牡丹或木芍药，北宋才出现姚黄、魏紫等品种名称。然而时下很多人却依据一则古代小说，认为隋炀帝在洛阳营建西苑，易州（上谷郡，治今河北省易县）进献牡丹20箱，并列举出飞来红、袁家红、延安黄、颤凤娇等等一系列品种名称。为了检验段成式、郑樵等人的说法，不妨查阅《艺文类聚》，卷81《药香草部》和卷88、卷89《木部上下》，都没有关于牡丹的记载。再如：腊月初八喝腊八粥、过腊八节，是佛教节日，逐渐波及民间。这一习俗始于北宋，南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10有专条记载。有人认为上古时代，人们常在年终以猎物祭祀天地、神灵、祖宗，称为"腊祭"，汉代固定在腊月初八，演变为节日。查《艺文类聚》，卷4《岁时部中》记载节日，没有腊月初八，卷5《岁时部下·腊》也无此说。这样，对该问题的研究至少应该存疑。

　　总之，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进行研究，可以依据《艺文类聚》所载而拓宽领域，汲取营养，也可以通过《艺文类聚》所缺而寻找参照，严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