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芾有个外号叫“米颠”。在中国书法史上，以颠著称的书法家绝非米芾一人，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唐代有“颠张醉素”，五代有杨凝式，明代有徐渭，清代有八大山人朱耷，无一不是癫狂与书法的集大成者，且各有特色。而米芾却颠得有些另类，他将颠作为了一种生存哲学，并且将之融入自己的书法创作中，别具一格，独具匠心。喜欢米芾的原因可以四四二分，十之四因为他的癫狂，十之四因为他的书法，十之二因为他是宋人。癫狂是一种性格，书法是一种技能，生存的时代更仅仅是一种不可选择的背景，其之一或其之二都不足以生奇，然能集这三者于一身的，却只有米芾一人了。

     宋代是一个特殊的朝代，文人政治是它最大的特点，文化更是达到了中国古代空前的繁荣。宋四家中，苏轼且不谈，唐宋八大家，其文学、其政绩已为他在四家中的地位加了不少分；黄庭坚，苏门四学士之一，也以诗词见长，才华横溢；蔡襄，北宋朝重臣，官至大学士，博学君子，受人景仰。唯有米芾，只做过几个不起眼的小官，诗词文学也不堪以为冠，而犹能跻身于四大家之列，足见其书法上的造诣之硬实了。

米芾生活的时代是北宋的中后期，也是社会相对比较安定的时代，国内清晏，文教开明。其时的文人阶层是一个庞大的集体，他们不仅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并且他们几乎相同的知识结构、目标追求和利益所在将他们的人生、命运、思想、社会政治以及文化活动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文人的工作不再仅限于读书写字，进献翰林，而是更深地参与到了政治活动之中。“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现实政治生活的劳心费力之外，他们总需要另觅一方净土来栖息悠游，所以他们的书法艺术就形成了“要之皆一戏，不当问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的自适的态度，这也是宋代书法尚意的根源。米芾是这其中极为“艺术化”的一位，然而由于他处在官僚集团的边缘，没有那么重大的政治道德和责任意识，又总与苏轼、黄庭坚等名流相交，所以其心理和心态上也不全然如这些名流

般怡然自适，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能够以一种相当纯粹的游艺态度从事书法艺术，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书法艺术之中，侧面展示了宋人意态纷呈、精微澄澈的风貌[1]。米芾步入官场是因为母亲的“恩荫”，没有像其他的文人士大夫般经过科举考试的层层选拔。他的这种“出身冗浊”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的心理，成为他心里的一大隐痛，进而转化成了他的逆反心理的表现[2]。可以说，米芾的癫狂，就是以此为根源的，他的性子里隐含着一种自卑，使得他有意或者无意地选择了一种异乎常人的方式来掩藏自己的这些不如别人的短处，那就是癫狂，这不仅可以转移别人的注意力，而且引得了更多人的关注。

然而随着他将自己的这种癫狂愈演愈烈，这已经渐渐成为了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人生哲学。米芾的颠颠得不同寻常，《宋史》本传记载：“（米芾）冠幅效唐人，风神萧散，音吐

畅，所至人观止。而好洁成癖，至不与人同巾器。所为谲异，时有可传笑者。无为州治有巨石，状奇丑，芾见大喜曰：‘此足以当吾拜’，具衣冠拜之，呼之为兄。”从这一段中，可以看出米芾的怪异行径主要有三点，那就是冠异服例、洁癖和爱石成癖。他爱的方式特别，行事怪异，所以这些癖好也成了怪癖，令人不可思议，目之者曰痴，责之者曰颠[3]。所以“米颠”这个名号得来非虚，这些行为也成了他癫狂的佐证。

癫狂是一种哲学。历史上使我最早联想起以癫狂著称的哲人，无可厚非的是庄子。虽然我从未在任何一本文献上（也许是我看的文献还不够多）提到米芾尊崇庄子思想或者尊崇道教，但我认为，米芾的行为，他的一些思想，或多或少受到过一些庄子思想的影响。米芾是个例，道家思想、庄子思想对书法家的影响，却是在相关文献中多有提及，而尤以对行草书的影响为最甚。如果说老子的思想尚还属于理性、沉重、深刻、道德的哲学的话，那么庄子的思想则远远超越了理性和正常的空间。我不怕不负责任地说庄子哲学是一种狂人的哲学，因为这种哲学的倡导本身就来自于一个狂人，而又更多地被狂人所尊崇。庄子的狂是不言而喻的，

以“自快”而拒绝卿相之位；在其妻死后不悲痛反而鼓盆而歌；对自己死亡后的态度是曝尸荒野，与万物为一的达观，种种，都不是一个常人，甚至普通的狂人的言行。庄子式的狂是完全在尺度之外的，是颠覆世俗的价值、世俗的规矩以及世俗的生活。更也许，如他的《大宗师》所说的，一般人是游于方之内，而庄子则游于方之外，外内不相及，自内视外，在外的人自然就是狂的[4]。庄子的这种狂，自然而然地被那些游于方之外的书法大家所继承，并且用游于方之外的方法自然地展现在自己的书法作品中，那种无意间展露的狂野，自然也就是游于方之内的人，所不能理解的。对庄子的狂人哲学领悟最深，并且将之发挥到极致的，自然首推魏晋的风流名士。中国的艺术精神，肇自老庄，崇尚性情的玄学的竹林名士，是“开启魏晋时代的艺术自觉的关键人物”，是他们渐次把艺术引向与大自然的真正融合[5]。晋人推崇玄学，而这玄学又来源于老庄的哲学思想。晋人尚清谈、慕尧庄，追求自由放达的风气，直接影响到魏晋士大夫们的追求，

这使得魏晋人找到一种最适合于表达自己内心的书法，那就是行草书。所以，将行草书的理论指导溯源到庄子哲学，是一点也不为过的。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催生出王羲之这

样雄逸雅致、“玄”味浓郁的大书家，也是不足为奇的了。在唐代，尊崇道教之外，同时也将佛法融入了书艺之中。“颠张醉素”已成为草书的代言，草书之称为“狂草”，总的来说，还是“狂”。唐文化是一种相对开放、相对外倾、色调

热烈的文化类型，以外耀、大气、充满动盛为特征[2]。所以，张旭酒酣不羁、逸轨神澄的颠，怀素满纸云烟、挥毫如雨的狂，在盛唐的光景下，不仅不被时人视为怪异，反而在“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的李白等狂人的共同参与下，被时人奉若经典，传为美谈。至于宋朝，仍然延续着唐代佛、道思想的共同流行。所不同的是，对书法艺术的审美已经脱离了唐代尚法的桎梏，转而回归到晋人尚意的自由书风。尚意的根源则是中国传统道家哲学思想的延续，以及佛教禅宗传播的影响。可见，宋人对于自然无束缚的行书的推崇，仍然是与道家的哲学相关的。然而，与唐代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是，

宋文化是一种相对封闭、相对内倾、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以内省含蓄、细腻隽柔为特征[2]。这也是宋代文人的共有特征。“唐代之美如春华，宋代之美如秋叶；唐代之美在容，宋代之美在意态；唐代之美在繁丽丰腴，宋代之美为精细澄澈。”[1]唐宋审美趣味的不同，也导致了唐尚法、宋尚意的书法观以及唐代楷书的造诣和宋代行书的风行。基于宋代特殊的文化背景，不少文人虽然骨子里怀着萧散简远、超然物外的道家精神，比如苏轼黄庭坚都不可不说是道家思想的有力影响者，但是鉴于这类士大夫特殊的政治上的或者其他方面的考虑，他们都只能将这种超脱世外的老庄哲学当作一种心灵的追求，绝不可能身体力行地付诸于自身的行为之中。而唯有米芾，不顾世俗的偏见，将心里如庄子般的狂人狂言彻彻底底地演绎到生活中去，时人以为诟病，但依然故我，不论别的，至少也算勇气可嘉。所以，像米芾这般癫狂而又以书法著称的宋人，真可算是稀世之珍了。米芾的癫狂其实是他内心率真性情的外在体现，也是一种随意性，这种率真和随意性体现在道家的哲学中，则与“道法自然”的思想不谋而合。在一个虚伪扭曲的社会中，真人往往被视为狂人，他总是与某种世俗标准相偏离[4]。而脱离了世俗束缚的人，自然将狂的本性发挥出来，真实就是狂，自然即真实，那么狂就是自然。“要之皆一戏，不当问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米芾言这首诗即说明了他认为书法应该书写真性情，不能矫揉造作，他还主张执笔应轻，这样在书写时才不受束缚，行

笔时也会较少滞涩感，才有利于书家自然天真性情的流露[6]

。米芾以集古字起承而最后开创出自己的风格，追慕晋人书风，集古出新，不蹈流俗，亦是其真性情的自然流露。庄子在《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7]

这是庄子天人合一的思想，人的思维方式和精神理念应与自然的天地之道妙通与暗合。虞世南在他的《笔髓论》中也说：“„„然则字虽有质，迹本无为，禀阴阳而动静，体万物以成形，达性通便，其常不主。”说明的是在书法创作中也要以精神的悟而合于天地之道，“变本无为”亦暗合了老庄的无为思想，所谓无为就是随意性的表现，而随意性就是率真[8]

。在书写时淡化主观愿望的无为和随意性，处以下意识状态的即兴或尽情，便能使书家处于无我或物我两忘的境界。这种忘我或无我是个性的不由自主的真切流露和反映，又是最真实的自我，率真的自我。米芾的忘我和无我，在他的书法创作过程中多有体现，其写书时“再拜”的典故就是一例：米芾书“芾再拜”，便“放笔于案，整襟端下两拜”状。真是癫狂得可爱，然而这也是他真性情的侧面反映。

书法在走到“工——不工——工”的第三个阶段以后，已经超然于法度之外，尽情尽兴，甚至恣意纵横，表现和爆发人的自然的个性和天性，其又是随意的、充满想象的，也就是说是浪漫的[8]。而浪漫主义，又正好是道家哲学中突出且典型的思想之一。宋朝书风未尝不可看做是一种浪漫主义的书风，苏轼的“书意”，黄庭坚的“书韵”以及米芾的“书趣”都是为这种浪漫主义推波助澜的舵手。米芾的浪漫主义，又自有他独特的一面。米芾的大字行书代表作《虹县诗卷》，是他最具创意的作品之一。其用笔变化多端，时而出以中锋，时而出以侧锋，时而用笔轻快，时而又中锋直下，其用笔既是顺其自然，更是胆大包天：肆无忌惮的枯笔横扫，皴擦顿挫，简直骇人听闻。其所造成的苍劲奔放的艺术效果，真正到了口衔日月、气吞山河的空明之境。有人评那种把笔直扫，放浪形骸的笔迹，真好比风樯阵马，痛快淋漓；横涂直抹，上下翻飞的笔势，又正如惊龙游云，飘然不羁[9]这无一不是书写者内心浪漫思想的一览无余的展现，试想象书写时那种豪迈的气魄，狂野的一蹴而就的情感释放，怎不为颠？怎不为狂？如果可以将儒家思想的恪守礼义、庄重现实寓于隶书和楷书的横平竖直、方正严谨中去的话，那么道家哲学就一定可以阐释行草书的天马行空、恣意纵横。书法艺术的自然表现，其内在深刻的哲理性，以及抽象而令人无限想象的浪漫表现，恰恰是道家自然的天地之道的反映。或者说，书法艺术本身就是道，是玄之又玄的众妙之门[8]。米芾其为人也，举止颉颃，不能与世俯仰；其书艺也，纵笔刷掠，但见神气飞扬；其书评也，抑扬太过，未免放言矜肆[9]。米芾的癫狂，最重要的表现，还在于他对唐人书法的偏见性的评价，“丁道护、欧、虞笔始匀，古法亡也”，评颜真卿“真字须有体势乃佳”[3]，评价颠张醉素的草书是“张颠俗子，变乱古法，惊诸凡夫，自有识者。怀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时代压之，不能高古。”[6]这些评论虽然有些不负责任，主观意识太过强烈，但也不可说完全没有道理，或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而已，能在众人皆崇以完美的书法认识下，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不说称得上振聋发聩，对后世书法的发展，也可说有一定的影响。米芾还另有自己独到的自信和自负。他对自己的作品自视甚高，在皇帝面前落笔如云，龙蛇飞动之后，回顾而呼“奇绝陛下！”；在自己创作完成之后自诩“一扫二王恶札，照耀黄宋万古”，此时是连他推崇的二王也不放在眼里了，自然，这是一种艺术创作酣畅淋漓之后无法抑制的情感释放[1]，亦是他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而流露的激越的艺术体验。他内在的自信与自负，早已超越了之前的某种自卑，而随着自己对书法艺术驾驭的能力越来越趋极致，无意外显的癫狂，已经成为他自身的一种人格符号，愈发彰显出其独特的魅力所在。

癫狂是米芾的生存哲学，

“颠——书”是米芾特有的文化结构。颠是米芾强烈的生存意识的行为方式，是他从有意选择到无意为之的自然法则，已经成为他的一种下意识的行为，更成为他的人格符号。颠成就了米芾，正因为有了颠，他可以摆脱世俗戒律的束缚，

获得艺术与人生的高度自由，充分展现自己的纯真天性，酣畅发挥自己的创作思想[3]；而米芾又成就了书法，从“集古字”到自成一家，他的书法与书法理论无论在理性还是实践上都突破了前人范围，表现出了鲜明的个性，获得了瞩目的成就。米芾以他独特的癫狂个性与书法技艺屹立于宋代浩如烟海的文人之林中，“超逸绝尘，不践陈迹”，并将其癫狂哲学与书法技艺完美结合，“每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而绝出笔墨畦径之外，真一代奇人也”。如米芾这般有着独特癫狂生存状态的大书家，在书法史上，真可谓是“不可无一，不可有二”。

参考文献：

 [1]叶培贵--米颠痴顽

. [2]张铁民--米芾的文化符号：颠

 [3]沃兴华--米芾书法研究

. [4]王博--庄子哲学

[5]李继凯--墨舞之中见精神

 [6]由兴波--米芾的书法艺术观

 [7]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上下册）

 [8]卞云和--书法哲学

 [9]沈丽源--一个典型的浪漫主义艺术家——评米芾的书法艺术及书学思想